我国港航企业的投资环境

0 前言

　　在改革开放的20年里，我国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实现了翻番，1990年～1999年人均GDP一直保持近8%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比印度高出50%，港口吞吐量翻了几番。这完全得益于我国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环境的稳定。加入WTO要求我国从基于自由裁量的治理体系转向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这不仅要求政府减少对港航企业的干预，也要求港航企业了解我国的投资环境。

1 投资环境范围

　　港航企业投资环境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政治的稳定性以及国家外贸、外资的宏观政策或国家对港航企业的投融资取向。这一取向通常通过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财政、货币、汇率政策表现出来。二是港航企业投资政策的有效性。港航企业投资政策的有效性涉及港航企业投资市场进入与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市场灵活性、金融与税收的效率与透明度的问题。

　　我国的第四次修改宪法为港航企业投资所有制多元化提供了法律保证。随着民营化、国际化企业的进入和增加，港航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都将加快和提高。据世界银行对我国投资环境的调查表明，港航私营企业比港航国营企业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投资率。港航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可能更公平，更有可能使资源流向生产率最佳的港航企业。效率低下的港航企业不仅占有了资源而且扭曲了港航企业之间的竞争。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都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销售额。温州在沿海地区的民营化程度独占鳌头，高达82%；深圳、上海的外商独资和民营化高达65%。民营化程度在港航企业中占的比例越大，港航企业的劳动增长率和投资率也就越高。

　　最近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Easterly,1999)表明，投资数量并未拉动经济的有效增长。这一出人意料的结论说明政府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未能产生应有的投资效益。这是由于扭曲的经济制度和运行不良的投资环境所为。我们研究投资数量的目的是关注我国的港航投资环境能创造出一个使港航企业具有更强竞争力和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国开放的贸易环境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多元化的港航投资政策是促进港航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 港航投资环境宏观指标

　　处于不同地区的港航企业的投资环境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禀赋、劳动力市场弹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私有部门参与度、非正规支付、税收负担、法庭效率以及金融状况。我国规模大的港航企业倾向于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增长率与投资率。市场占有率高的港航企业，销售和劳动增长率以及投资率都要高于一般的港航企业。港航企业成立的时间越短，其绩效越优良，效果越显著。对于我国沿海的地方政府，这些发现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即他们应当鼓励企业扩张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鼓励新企业的进入。我国港航区域差异十分明显，总体上，南部港航经济先声夺人，东部港航经济异军突起，环渤海经济圈港航经济奋起直追。形成上述格局的条件有许多，主要有我国宏观经济布局、开放梯度以及宏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港航投资环境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主要包括：(1)基础设施；(2)国内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3)技能和技术禀赋；(4)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5)国际一体化；(6)私人部门参与；(7)非正常的支付；(8)税收负担；(9)司法效率；(10)金融状况。国际化的A+级城市有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城市40%的公司都有国际化背景。

　　事实上，当一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港航投资环境并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建立一个公共产品充足的经济环境时，市场导向将得到提倡，市场效率将得到提高，一国的经济将得以平稳发展。目前，我国的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坏账达2万亿元，绝大部分的坏账来自国营企业；而中小企业不得不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和个人财富进行投资。

3 投资环境系数

　　尼斯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投资质量比较通行的标准。尼斯系数包括：企业销售增长率为43%，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为0.62，劳动增长率为13.5%，投资率为19.4%。民营化比例为42%，国外所有权为21%，技术工人在工人中的比例为15%，大约有48%的工人在过去的一年中接受过培训，冗员的比例只有1%，但是非终身制工人的比例达58%。由于基础设施问题(断电、运输损失)导致的销售损失大约为2%。每4个企业中有3个可以获得银行贷款，并且企业19%的生产资料都是通过贸易信用获得的。用于监管者(政府主管机构)非正式支付的款项只占了销售收入的0.01%。企业达到尼斯系数标准的产品有75%外销。平均实际销售税率为4.65%。法庭解决一桩案件的时间平均在6个月左右。

4 投资与可持续发展

　　危机与挑战层出不穷，但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经历了8%的高增长，出口一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在2000年，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率达到32%，从而带动了港口吞吐量的和集装箱的高速增长。目前，GDP中大约有20%是由出口带来的。要维持出口贸易和吞吐量如此高的增长率是相当困难的。亚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3%。实际上，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在2002 年陷入衰退，我国的出口增长受到了影响。因此，我国在将来想要以目前的速度维持稳定的增长，重点应放在创造内需和刺激内需方面；另外一个是创造港航业的就业机会。我国的实际城市失业率是5%～10%，农村失业率达到15%。国营企业数以万计的下岗工人，加上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创造就业机会成为国家公共政策的优先目标。

　　受到上述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瓶颈的影响，我国政府将在以下领域实行改革：降低和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壁垒、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竞争，这二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大的水运市场，从而使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得以奏效；加快科技和技能的升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让劳动力市场运作畅通；让技术和工人进入那些技能和技术可以带来更高产出率的企业；发展金融市场，使资本市场更好地运作，让资本流向那些生产率更高的港航企业和公司；提高司法效率，这是一项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制度安排。至于产权多元化和民营化问题，我国已在产权重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港航企业在这方面还任重道远。

5 结论

　　基于上述的讨论，我们给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5.1 统一市场

　　我国仍然是一个缺乏一体化的国内市场，这将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原材料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其他地区的企业，阻碍高值低价的港航企业进入本地区经营。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将会阻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降低我国港航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考虑制定政策以降低地方的保护程度。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应该进一步得到简化和削减。消灭地区保护主义有利于建立一个流动性市场，使之能够减少区域间的不平等，允许资本和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向投资回报更高的地方。

5.2 全球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贸易量与GDP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在1999年已达到了GDP的41%)，1990～1999 年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而发达国家仅以2%的速度增长，上海和广州的港航企业从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收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运用产权、技术合作等方式，使国外合作者参与其港航经济发展与建设。实际上，广州和上海的重要优势就在于其经济中有较高的外资参与水平。中外港航合资企业往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效率。招商引资并不意味着牺牲地方企业的利益来以优待外资企业，而是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内资和外资享受平等待遇。

5.3 知识与技能

　　技能和技术是影响经济绩效提高的最重要投资环境因素之一。跨国研究的证据也表明，教育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政府应制定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技能和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从本质上讲，技术水平的提高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含有更多技术的资本品，另一个是有熟练工人和技能能够使用这些技术。资本品的问题比较容易通过大规模投资得到解决，更多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

　　从效率的观点讲，如果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潜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就意味着效率的损失。不管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方面讲，这都是不可取的。因此，中央政府应该调拨更多的资源给贫困地区，保证有足够的预算用于教育，使其和发达地区相比有相同的入学水平。由于政府投资教育的资源有限，因此，应该进一步鼓励创办私立学校和其他培训中心，开放教育市场。

5.4 人力资源市场改革

　　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分割状态。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公司在使用劳动力时有灵活性，能够灵活地雇用和解雇员工，公司的业绩会得到很大的提高。我国依然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计划只在城市中实行，且个人账户不能随人流动。很明显地，我国应该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建立一个全覆盖的保障体系。所有的公司都应该实行普遍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和其他社会保险。这些账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转移，以增加和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一个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使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个人可以选择报酬最高的公司。这样，国营企业裁员也变得相对容易，下岗职工也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在公共部门工作还是在民营企业工作。

5.5 金融创新

　　我国的金融部门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资本持续地流向亏损的国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即使其资本边际生产率较高、创造就业的潜力高于国营企业，它们也仍然只能依赖其他的融资渠道。这种资金配置方式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因为资源没有被导向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同时它还阻碍了新兴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获得融资同高销售增长率、高投资率以及高企业生产率密切相关。

5.6 放松管制

　　改变传统的、基于自由裁量的治理体系，朝着现代的、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毫无疑问，资本更容易流入管制较少、程序较为简单的地区。